八世紀以來,以西洋學術方法對佛典所作的系統性研究。內容包含對各種語文佛典的解讀、校勘、編目、翻譯、注釋及內容研究等。   佛教文獻學】   [佛典研究之肇始] 在中國、日本的佛教傳統宗派中,大、小乘一切佛典,都被視為釋尊一代的說法,而完全忽略佛典成立的事實。各宗派也將所有經典都認為是釋尊親口所說,而選擇其中之某一經典為自宗之所依。另一方面,不承認這種傳統的經典觀,而以為經典不是釋尊說法的實錄,並以為經典自有其歷史發展性,而率先以文獻方法研究經典的,是日本江戶時代的思想家富永仲基(1715∼1746)。但是,當時佛教界並沒有接受他的方法。日本以學問性的研究方式研究佛典,是在明治時代,由歐洲所輸入的。   歐洲人中,最先接觸印度原典的,是蒙兀兒王朝第四代王賈漢格爾(Jahangir)的長子達拉沙可(Muhammed Daraschakoh)。他動員眾多學者將《五十奧義書》翻譯為波斯語。此書其後由法國的培龍(A. Du Perron□1732∼1805)譯為拉丁語,於 1801至1802年出版。但是,歐洲人之從事印度研究,是在十八世紀後半就已經開始了。1784年,英國人威廉鐘斯(Sir W. Jones)設立‘孟加拉亞洲協會’(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),開始作正式的印度研究。首先是由英國的研究者,進行印度古典之翻譯與介紹。到了十九世紀,對佛教的注意,逐漸升高。在這種趨勢之下,首先從事佛典研究而留下成果的是,法國的布赫諾夫(E. Burnouf,1801∼1852)。   英國駐尼泊爾公使赫吉森(B. H. Hodgson,1800∼1894)於1833年開始在尼泊爾搜集梵語佛典寫本。布赫諾夫對這些寫本極為重視,乃從事研究。布赫諾夫涉獵了不少梵文佛典,而於1839年完成《法華經》的法譯(Lelotus de la bonne loi ,Paris)。而其力作《印度佛教史序說》(L'Introduction a' l'histoire du Bouddhisme indien,Paris,1844)一書,可說是其佛教文獻研究之金字塔。此外,在巴厘語文獻的研究上,布赫諾夫也扮演開拓者的角色。在此領域上,在斯里蘭卡任職的突諾爾(G. Turnour,1799∼1843),已在1837年刊行巴厘原典《大史》(Maha︿vam!sa)最初三十八章並發表其所作的英譯。而英國傳教士哈代(R. S. Hardy,1803∼1868)、羅馬天主教士畢岡迭特(P. Bigandet,1813∼1894)也發表其依據緬甸資料所作的佛傳研究。   在佛教文獻研究的最初期,俄羅斯的傳教士兼喀山大學的漢學教授華西列夫(W. Wassiliew,1818∼1900)著有《佛教》(DerBuddhismus,St. Petersburg,1860)一書,荷蘭的佛教學者克恩(H. Kern,1833∼1917)也撰有《印度佛教綱要》(Manual of Indian Buddhism,Strassburg,1896),這兩部書是這一時期所發表的綜合研究成果。   [中期文獻研究] 此處仿照狄雍(J. W.de Jong,1921∼ )所訂,以十九世紀末期至二次世界大戰末期,為佛教文獻學史的第二期。此一時期的特徵,是進行梵文文獻的原典研究,校訂出版甚多巴厘原典。   首先,丹麥的印度學學者華斯勃爾(V.Fausbo|ll,1821∼1908)出版《本生經》(Ja︿taka,1877∼1897)、德國的佛教學者奧登貝格(H. Oldenberg,1854∼1920)校訂出版《律藏》(Vinayapit!aka,1879∼1883)。1881年,英國佛教學者賴斯大衛斯(T.W. Rhys Davids,1843∼1922)設立‘巴厘聖典協會’(Pali Text Society),開始校訂出版‘五尼柯耶’等巴厘原典。   梵文佛典方面,西那爾(E/. Senart,1847∼1928)刊行《大事》(Maha︿vastu,1897)、馬克斯·穆勒(F. Max Mu|ler,1823∼1900)刊行《金剛般若經》(Vajracchedika︿,Oxford,1881)、《無量壽經》、《阿彌陀經》(cSukha︿vati Vyu︿ha,Oxford,1883)。對二十世紀日本的文獻學研究有大貢獻的高楠順次郎,在當時即就讀於英國的牛津大學。這些大乘經典,就是穆勒與高楠二人所共同校訂的。   在十九世紀末期出版的佛典,除了前面所提到的以外,另有英國的印度學學者柯衛爾(E. B. Cowell,1826∼1903)與奈爾(R. A.Neil)的《天業譬喻》(Divya︿vada︿na,Cambridge,1886)、克恩的《本生鬘》(Ja︿takama︿la︿ or Bodhisattva︿vada︿nama︿la︿□Boston,1891)、明那耶夫(I. P. Minaev,1840∼1890)的《入菩提行經》(Bodhicar-ya#vatara,St. Petersburg,1889)、法國普辛(L. de la Valle/e Poussin ,1869∼1938)的《入菩提行經細疏》(Bodhicarya︿vata-ra-pan~jika︿,Calcutta,1901∼1914)、柯衛爾的《佛所行贊》(The Buddhacarita ofAs/vaghos!a,Oxford,1893)、德國佛教學者雷夫曼(S. Lefmann,1831∼1912)的《普曜經》(Lalitavistara,Halle,1902)。   對佛教教祖釋尊,作歷史性的考察,是此一時期文獻研究的結果。首先提起問題的是法國的東洋學者西那爾。西那爾校訂佛傳經典《大事》,並根據巴厘語的《因緣故事》(Nida︿nakatha︿)、《佛種姓》(Buddhavam!-□sa)等書,進行佛傳研究。而發表其所撰〈佛陀傳說之試論〉(Essaisur lale/gende deBouddha,Journal Asiatique,1873∼1875)。西那爾將佛傳中的傳說部分去除後,主張釋尊是太陽神、大丈夫、轉輪聖王,並非實在之人物。對於西那爾這種主張,奧登貝格在《佛陀及其生涯、教義、教團》(Buddha,SeinLeben,Seine Lehre,seine Gemeinde,1881)一書中加以否定。奧登貝格從判定資料新舊著手,再從最古的資料中,選侑於歷史事實的資料,而論證釋尊為實有其人。   [中亞寫本之研究] 十九世紀的後十年,中亞地區的梵語等多種語言佛典陸續出土,學術界也開始著手研究。駐喀什噶爾的俄國領事培措夫斯基( N. F. Petrovskij,1837∼1908),在和闐獲得由數種語言寫成的寫本,並將之贈予聖彼德堡的東洋學者歐登柏格(S.Oldenburg,1863∼1934)。1892年,歐登柏格出版一頁庫車語原典的照相版。1900年,琉曼(E. Leumann,1859∼1931)也刊行了相同的資料,並刊行喀什噶爾出土的梵文斷片。同一時期,洪堙]A. F. R. Hoernle,1841∼1918)則提出有關和闐、喀什噶爾出土寫本的學術報告。   二十世紀時,受中亞地區出土物的刺激,各國紛紛組織中亞探險隊。其中,最早進行的,是斯坦因(Sir A. Stein,1862∼1943)所率領的探險隊。從1900年至1916年間,一共進行三次探險。其次較主要的有四次。德國方面第一次(1902∼1903)是由葛籣威德爾(A.Gru□□nwedel,1856∼1935)及胡特(G. Huth,1867∼1906)率領。第二次(1904∼1905)由塈J(A. Von Le Coq,1860∼1930)帶隊。第三次(1905∼1907)由葛籣威德爾與塈J率領。第四次(1913∼1914)由塈J帶隊。法國方面,是由伯希和( P. Pelliot,1878∼1945)帶領。日本則自1902至1913年之間,進行三次。又,自1898 年至1915年之間克雷孟玆(D. Klementz)、歐登柏格也進行過三次的探險。   這些探險活動對佛教文獻的研究,有極大的影響。由於這幾國學者的探勘搜尋,才使梵文、藏語、漢文、庫車語、阿耆尼語、和闐語、粟特語、維吾爾語的寫本,大量流入巴黎、倫敦、柏林、聖彼德堡、日本等地。各國學者並開始進行研究。其研究成果中,具代表性的,有斯坦因的《Serindia》(五卷,1921,其第一卷中,含中亞研究文獻目錄),以及華德史密特(E. Waldschmidt)的《吐魯番出土的梵文寫本》(S anskrithandschriften ausdenTurfanfunden l,Wiesbaden,1965)。華氏此書,是 1904年至1964年間,德國學者所出版的梵文斷片目錄。此外,另有許溫特那(E.Schwen tner)的庫車語、阿耆尼語寫本,德瑞斯登(M. J. Dresden)、葛千柏格(L. G.Gercenberg)的粟特語、和闐語寫本,羅文達爾(R. Loewenthal)的維吾爾語寫本的目錄,或語言、文獻的研究。   [法國的佛教文獻研究] 法國的巴厘語、梵文、藏語、漢譯佛教文獻的研究,開始得相當早。十九世紀中期,朱利安(S. J. Julien,1797∼1873)已將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(Paris,1853)、《大唐西域記》(Paris,1857∼1858)譯成法文。此外,另有佛庫(E□. Foucaux)刊行藏譯本的《普曜經》(Paris, 1847∼1848)原典,並於1853年刊行法譯本。   佛教文獻研究的業績對日本學界影響最大的是,烈維(S. Le/vi,1863∼1935)、普辛及其門弟。烈維自1885年以來,在高等研究院(E/cole des Hautes E/tude)教授梵文,1894年任法蘭西學院的教授。他三次赴尼泊爾,每次都曾發現新寫本,其後也都加以校訂、刊行。計有無著《大乘莊嚴經論》(Maha︿ya︿na-su︿tra︿lam!ka︿ra)的梵文校訂本(Paris,1907)與法譯本(Paris,1911)、世親《唯識二十論》(Vim!s/atika︿)、《唯識三十頌》(Trim!s/ika︿)的刊行(Vijn~aptima︿trata︿siddhi,Paris,1925)。在烈維所發現的尼泊爾寫本中,安慧的《中邊分別論釋疏》(Madhya︿n-tavibha︿gat!i︿ka︿),系由其弟子山口益(1895∼1976),於1934年在日本刊行。這些都是有關唯識思想的重要文獻,對日本的唯識學研究影響頗钜。烈維曾三次赴日本,與日本學界的關係甚深。日本學者中,以研究印度學、佛教學為目的,而留學法國的,幾乎都是在烈維門下作研究。因此,烈維被推舉為日本帝國學士院的名譽會員。   烈維的弟子普辛,專研大乘佛教之各個哲學學派。曾刊行月稱《淨明句論》(Prasan-napada︿,龍樹《中論》的注釋)的梵本校訂本(St. Petersburg,1903∼1913)、《入中論》(Madhyamaka︿vata︿ra)的藏譯校訂本(St. Petersburg,1907∼1912)、般若伽羅末提《入菩提行經細疏》的梵本校訂本。普辛對漢譯文獻也有研究。他曾參考稱友(Yas/omit-ra)的梵文注釋、藏傳的各種注釋、普光、法寶等人的漢文注釋、真諦譯《俱舍論》、日本佛教學者的研究成果,而將玄奘譯《俱舍論》全書三十卷譯成法文刊行(L' Abhidharmakos/a de Vasubandhu》(6 vols,Paris,1923∼1931)。又譯有中國、日本唯識學法相學的重要文獻《成唯識論》(Vijn~aptima︿tra-ta︿siddhi,2 vols,Paris,1928∼1929)。同樣是烈維弟子的普集魯斯基(J. Przy luski,1885∼1944),曾與拉露(M. Lalou,1890∼1967)合作出版《佛教文獻目錄》(Bibliographie bouddhique)。在烈維的弟子中,最有名的是拉莫特(E/.Lamotte,1903∼1983)。他曾將《解深密經》(Sam!dhinir-mocana,Louvain,1935)、世親《成業論》(Karmasiddhaprakaran!a,1936)、無著《攝大乘論》(Maha︿ya︿nasam!graha ,2 vols□Louvain,1938∼1939)、《大智度論》(Louvain,1944,194 9,1970,1976,1980)、《維摩經》(Vimalaki︿rtinirdes/a,Louvain,1962)、《首楞嚴經》(S/u︿ran%gamasa-ma︿dhi,Bruxelles,1965)等書譯成法文刊行。   [列寧格勒學派等] 聖彼德堡(列寧格勒)也有東洋學、佛教學的研究傳統。瑞士的佛教學者瑞格昧(C. Regamey)將那些以聖彼德堡為研究據點的歐登柏格、明那耶夫、謝爾巴斯基(F. I. Stcherbatskoi,1866∼1942)等人,稱為‘列寧格勒學派’(DieLeningrader Schule)。謝爾巴斯基的業績中,以有關後期的佛教論理學者法稱(Dharmaki︿rti)、法上(Dharmottara)的論理學、認識論最為重要。他首先刊行法稱的《正理一滴論》(Nya︿yabindu),及法上之注釋的俄文譯本(1903)。接著出版其梵文原典及藏譯本(Petrograd,1918)。又以俄文撰寫有關佛教論理學、認識論的問題(1909),隨後又譯之為法文(1924)、德文(1926)。最後以英文出版其增補版《Buddhist Logic》(2 vols□Leningrad,1930,1932)。他的弟子歐柏密勒(E. Obermiller,1901∼1935),曾將藏譯本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譯成英文刊行(1930)。   二十世紀的歐洲各國,在對佛教各哲學學派的文獻研究中,有謝爾(S. Schayer,1899∼1941)與突克先(P. Tuxen,1880∼1955)對月稱《淨明句論》的研究、圖奇(G.Tucci,1894∼1984)對佛教論理學之相關文獻的翻譯、弗勞瓦爾那(E. Fra uwallner,1898∼1974)的佛教論理學、認識論的研究。在佛傳文學方面,有炯斯頓(E. H. Johnston,1885∼1942)發表馬鳴《孫陀利難陀》(Saundaranand a,Calcutta,1928,1932)、《佛所行贊》(Calcutta,1935∼1936)等書的校訂本及英譯。另有威勒(F. Weller,1889∼?)對《佛所行贊》(Das Leben desBuddha Van As/vaghos!a,Leipzig,1926∼1928)的校訂與翻譯。威勒不僅通曉梵、藏語,也擅長中文與蒙古語。曾校訂、翻譯不少蒙古語佛典。   藏語資料的佛教研究,起步也很早。首先,洛克希爾(W. W. Rockhill,1854∼1914)曾有藏譯本《Uda︿navarga》的英譯(London,1883)。胡特有《蒙古佛教史》(Horchosh!byun!)的校訂及德譯(Strassburg,1892∼1896)。柯迪葉(P. Cordier,1871∼1914)也有西藏大藏經論疏部目錄的出版(Paris,1909∼1915)。此外,另有勞弗耳(B. Laufer,1874∼1935)及圖奇的研究。   [日本的佛教文獻研究]{1}{8}1876年(明治九年),南條文雄、笠原研壽(1852∼1883)二人,以真宗大谷派留學生身份赴英國牛津大學留學,在馬克斯·穆勒門下研究梵文佛典。此二人跟隨穆勒的弟子馬克都尼爾(A. A.Macdonell)學習梵文,並協助穆勒校訂梵文佛典。南條氏在牛津大學的研究成果,是日本文獻研究之嚆矢。他回到日本後,在東京大學開設梵文課程。自此之後,日本始有梵本佛典研究。爾後,其他的大學也開設梵文、巴厘語與藏語課程。在這種基礎之下發展一百餘年,乃使日本的佛教文獻研究圈,成為足以傲視國際的學術重鎮。(菅沼晃《佛教文化事典》第十四章)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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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世紀以來,以西洋學術方法對佛典所作的系統性研究。內容包含對各種語文佛典的解讀、校勘、編目、翻譯、注釋及內容研究等。   佛教文獻學】   [佛典研究之肇始] 在中國、日本的佛教傳統宗派中,大、小乘一切佛典,都被視為釋尊一代的說法,而完全忽略佛典成立的事實。各宗派也將所有經典都認為是釋尊親口所說,而選擇其中之某一經典為自宗之所依。另一方面,不承認這種傳統的經典觀,而以為經典不是釋尊說法的實錄,並以為經典自有其歷史發展性,而率先以文獻方法研究經典的,是日本江戶時代的思想家富永仲基(1715∼1746)。但是,當時佛教界並沒有接受他的方法。日本以學問性的研究方式研究佛典,是在明治時代,由歐洲所輸入的。   歐洲人中,最先接觸印度原典的,是蒙兀兒王朝第四代王賈漢格爾(Jahangir)的長子達拉沙可(Muhammed Daraschakoh)。他動員眾多學者將《五十奧義書》翻譯為波斯語。此書其後由法國的培龍(A. Du Perron□1732∼1805)譯為拉丁語,於 1801至1802年出版。但是,歐洲人之從事印度研究,是在十八世紀後半就已經開始了。1784年,英國人威廉鐘斯(Sir W. Jones)設立‘孟加拉亞洲協會’(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),開始作正式的印度研究。首先是由英國的研究者,進行印度古典之翻譯與介紹。到了十九世紀,對佛教的注意,逐漸升高。在這種趨勢之下,首先從事佛典研究而留下成果的是,法國的布赫諾夫(E. Burnouf,1801∼1852)。   英國駐尼泊爾公使赫吉森(B. H. Hodgson,1800∼1894)於1833年開始在尼泊爾搜集梵語佛典寫本。布赫諾夫對這些寫本極為重視,乃從事研究。布赫諾夫涉獵了不少梵文佛典,而於1839年完成《法華經》的法譯(Lelotus de la bonne loi ,Paris)。而其力作《印度佛教史序說》(L'Introduction a' l'histoire du Bouddhisme indien,Paris,1844)一書,可說是其佛教文獻研究之金字塔。此外,在巴厘語文獻的研究上,布赫諾夫也扮演開拓者的角色。在此領域上,在斯里蘭卡任職的突諾爾(G. Turnour,1799∼1843),已在1837年刊行巴厘原典《大史》(Maha︿vam!sa)最初三十八章並發表其所作的英譯。而英國傳教士哈代(R. S. Hardy,1803∼1868)、羅馬天主教士畢岡迭特(P. Bigandet,1813∼1894)也發表其依據緬甸資料所作的佛傳研究。   在佛教文獻研究的最初期,俄羅斯的傳教士兼喀山大學的漢學教授華西列夫(W. Wassiliew,1818∼1900)著有《佛教》(DerBuddhismus,St. Petersburg,1860)一書,荷蘭的佛教學者克恩(H. Kern,1833∼1917)也撰有《印度佛教綱要》(Manual of Indian Buddhism,Strassburg,1896),這兩部書是這一時期所發表的綜合研究成果。   [中期文獻研究] 此處仿照狄雍(J. W.de Jong,1921∼ )所訂,以十九世紀末期至二次世界大戰末期,為佛教文獻學史的第二期。此一時期的特徵,是進行梵文文獻的原典研究,校訂出版甚多巴厘原典。   首先,丹麥的印度學學者華斯勃爾(V.Fausbo|ll,1821∼1908)出版《本生經》(Ja︿taka,1877∼1897)、德國的佛教學者奧登貝格(H. Oldenberg,1854∼1920)校訂出版《律藏》(Vinayapit!aka,1879∼1883)。1881年,英國佛教學者賴斯大衛斯(T.W. Rhys Davids,1843∼1922)設立‘巴厘聖典協會’(Pali Text Society),開始校訂出版‘五尼柯耶’等巴厘原典。   梵文佛典方面,西那爾(E/. Senart,1847∼1928)刊行《大事》(Maha︿vastu,1897)、馬克斯·穆勒(F. Max Mu|ler,1823∼1900)刊行《金剛般若經》(Vajracchedika︿,Oxford,1881)、《無量壽經》、《阿彌陀經》(cSukha︿vati Vyu︿ha,Oxford,1883)。對二十世紀日本的文獻學研究有大貢獻的高楠順次郎,在當時即就讀於英國的牛津大學。這些大乘經典,就是穆勒與高楠二人所共同校訂的。   在十九世紀末期出版的佛典,除了前面所提到的以外,另有英國的印度學學者柯衛爾(E. B. Cowell,1826∼1903)與奈爾(R. A.Neil)的《天業譬喻》(Divya︿vada︿na,Cambridge,1886)、克恩的《本生鬘》(Ja︿takama︿la︿ or Bodhisattva︿vada︿nama︿la︿□Boston,1891)、明那耶夫(I. P. Minaev,1840∼1890)的《入菩提行經》(Bodhicar-ya#vatara,St. Petersburg,1889)、法國普辛(L. de la Valle/e Poussin ,1869∼1938)的《入菩提行經細疏》(Bodhicarya︿vata-ra-pan~jika︿,Calcutta,1901∼1914)、柯衛爾的《佛所行贊》(The Buddhacarita ofAs/vaghos!a,Oxford,1893)、德國佛教學者雷夫曼(S. Lefmann,1831∼1912)的《普曜經》(Lalitavistara,Halle,1902)。   對佛教教祖釋尊,作歷史性的考察,是此一時期文獻研究的結果。首先提起問題的是法國的東洋學者西那爾。西那爾校訂佛傳經典《大事》,並根據巴厘語的《因緣故事》(Nida︿nakatha︿)、《佛種姓》(Buddhavam!-□sa)等書,進行佛傳研究。而發表其所撰〈佛陀傳說之試論〉(Essaisur lale/gende deBouddha,Journal Asiatique,1873∼1875)。西那爾將佛傳中的傳說部分去除後,主張釋尊是太陽神、大丈夫、轉輪聖王,並非實在之人物。對於西那爾這種主張,奧登貝格在《佛陀及其生涯、教義、教團》(Buddha,SeinLeben,Seine Lehre,seine Gemeinde,1881)一書中加以否定。奧登貝格從判定資料新舊著手,再從最古的資料中,選侑於歷史事實的資料,而論證釋尊為實有其人。   [中亞寫本之研究] 十九世紀的後十年,中亞地區的梵語等多種語言佛典陸續出土,學術界也開始著手研究。駐喀什噶爾的俄國領事培措夫斯基( N. F. Petrovskij,1837∼1908),在和闐獲得由數種語言寫成的寫本,並將之贈予聖彼德堡的東洋學者歐登柏格(S.Oldenburg,1863∼1934)。1892年,歐登柏格出版一頁庫車語原典的照相版。1900年,琉曼(E. Leumann,1859∼1931)也刊行了相同的資料,並刊行喀什噶爾出土的梵文斷片。同一時期,洪堙]A. F. R. Hoernle,1841∼1918)則提出有關和闐、喀什噶爾出土寫本的學術報告。   二十世紀時,受中亞地區出土物的刺激,各國紛紛組織中亞探險隊。其中,最早進行的,是斯坦因(Sir A. Stein,1862∼1943)所率領的探險隊。從1900年至1916年間,一共進行三次探險。其次較主要的有四次。德國方面第一次(1902∼1903)是由葛籣威德爾(A.Gru□□nwedel,1856∼1935)及胡特(G. Huth,1867∼1906)率領。第二次(1904∼1905)由塈J(A. Von Le Coq,1860∼1930)帶隊。第三次(1905∼1907)由葛籣威德爾與塈J率領。第四次(1913∼1914)由塈J帶隊。法國方面,是由伯希和( P. Pelliot,1878∼1945)帶領。日本則自1902至1913年之間,進行三次。又,自1898 年至1915年之間克雷孟玆(D. Klementz)、歐登柏格也進行過三次的探險。   這些探險活動對佛教文獻的研究,有極大的影響。由於這幾國學者的探勘搜尋,才使梵文、藏語、漢文、庫車語、阿耆尼語、和闐語、粟特語、維吾爾語的寫本,大量流入巴黎、倫敦、柏林、聖彼德堡、日本等地。各國學者並開始進行研究。其研究成果中,具代表性的,有斯坦因的《Serindia》(五卷,1921,其第一卷中,含中亞研究文獻目錄),以及華德史密特(E. Waldschmidt)的《吐魯番出土的梵文寫本》(S anskrithandschriften ausdenTurfanfunden l,Wiesbaden,1965)。華氏此書,是 1904年至1964年間,德國學者所出版的梵文斷片目錄。此外,另有許溫特那(E.Schwen tner)的庫車語、阿耆尼語寫本,德瑞斯登(M. J. Dresden)、葛千柏格(L. G.Gercenberg)的粟特語、和闐語寫本,羅文達爾(R. Loewenthal)的維吾爾語寫本的目錄,或語言、文獻的研究。   [法國的佛教文獻研究] 法國的巴厘語、梵文、藏語、漢譯佛教文獻的研究,開始得相當早。十九世紀中期,朱利安(S. J. Julien,1797∼1873)已將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(Paris,1853)、《大唐西域記》(Paris,1857∼1858)譯成法文。此外,另有佛庫(E□. Foucaux)刊行藏譯本的《普曜經》(Paris, 1847∼1848)原典,並於1853年刊行法譯本。   佛教文獻研究的業績對日本學界影響最大的是,烈維(S. Le/vi,1863∼1935)、普辛及其門弟。烈維自1885年以來,在高等研究院(E/cole des Hautes E/tude)教授梵文,1894年任法蘭西學院的教授。他三次赴尼泊爾,每次都曾發現新寫本,其後也都加以校訂、刊行。計有無著《大乘莊嚴經論》(Maha︿ya︿na-su︿tra︿lam!ka︿ra)的梵文校訂本(Paris,1907)與法譯本(Paris,1911)、世親《唯識二十論》(Vim!s/atika︿)、《唯識三十頌》(Trim!s/ika︿)的刊行(Vijn~aptima︿trata︿siddhi,Paris,1925)。在烈維所發現的尼泊爾寫本中,安慧的《中邊分別論釋疏》(Madhya︿n-tavibha︿gat!i︿ka︿),系由其弟子山口益(1895∼1976),於1934年在日本刊行。這些都是有關唯識思想的重要文獻,對日本的唯識學研究影響頗钜。烈維曾三次赴日本,與日本學界的關係甚深。日本學者中,以研究印度學、佛教學為目的,而留學法國的,幾乎都是在烈維門下作研究。因此,烈維被推舉為日本帝國學士院的名譽會員。   烈維的弟子普辛,專研大乘佛教之各個哲學學派。曾刊行月稱《淨明句論》(Prasan-napada︿,龍樹《中論》的注釋)的梵本校訂本(St. Petersburg,1903∼1913)、《入中論》(Madhyamaka︿vata︿ra)的藏譯校訂本(St. Petersburg,1907∼1912)、般若伽羅末提《入菩提行經細疏》的梵本校訂本。普辛對漢譯文獻也有研究。他曾參考稱友(Yas/omit-ra)的梵文注釋、藏傳的各種注釋、普光、法寶等人的漢文注釋、真諦譯《俱舍論》、日本佛教學者的研究成果,而將玄奘譯《俱舍論》全書三十卷譯成法文刊行(L' Abhidharmakos/a de Vasubandhu》(6 vols,Paris,1923∼1931)。又譯有中國、日本唯識學法相學的重要文獻《成唯識論》(Vijn~aptima︿tra-ta︿siddhi,2 vols,Paris,1928∼1929)。同樣是烈維弟子的普集魯斯基(J. Przy luski,1885∼1944),曾與拉露(M. Lalou,1890∼1967)合作出版《佛教文獻目錄》(Bibliographie bouddhique)。在烈維的弟子中,最有名的是拉莫特(E/.Lamotte,1903∼1983)。他曾將《解深密經》(Sam!dhinir-mocana,Louvain,1935)、世親《成業論》(Karmasiddhaprakaran!a,1936)、無著《攝大乘論》(Maha︿ya︿nasam!graha ,2 vols□Louvain,1938∼1939)、《大智度論》(Louvain,1944,194 9,1970,1976,1980)、《維摩經》(Vimalaki︿rtinirdes/a,Louvain,1962)、《首楞嚴經》(S/u︿ran%gamasa-ma︿dhi,Bruxelles,1965)等書譯成法文刊行。   [列寧格勒學派等] 聖彼德堡(列寧格勒)也有東洋學、佛教學的研究傳統。瑞士的佛教學者瑞格昧(C. Regamey)將那些以聖彼德堡為研究據點的歐登柏格、明那耶夫、謝爾巴斯基(F. I. Stcherbatskoi,1866∼1942)等人,稱為‘列寧格勒學派’(DieLeningrader Schule)。謝爾巴斯基的業績中,以有關後期的佛教論理學者法稱(Dharmaki︿rti)、法上(Dharmottara)的論理學、認識論最為重要。他首先刊行法稱的《正理一滴論》(Nya︿yabindu),及法上之注釋的俄文譯本(1903)。接著出版其梵文原典及藏譯本(Petrograd,1918)。又以俄文撰寫有關佛教論理學、認識論的問題(1909),隨後又譯之為法文(1924)、德文(1926)。最後以英文出版其增補版《Buddhist Logic》(2 vols□Leningrad,1930,1932)。他的弟子歐柏密勒(E. Obermiller,1901∼1935),曾將藏譯本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譯成英文刊行(1930)。   二十世紀的歐洲各國,在對佛教各哲學學派的文獻研究中,有謝爾(S. Schayer,1899∼1941)與突克先(P. Tuxen,1880∼1955)對月稱《淨明句論》的研究、圖奇(G.Tucci,1894∼1984)對佛教論理學之相關文獻的翻譯、弗勞瓦爾那(E. Fra uwallner,1898∼1974)的佛教論理學、認識論的研究。在佛傳文學方面,有炯斯頓(E. H. Johnston,1885∼1942)發表馬鳴《孫陀利難陀》(Saundaranand a,Calcutta,1928,1932)、《佛所行贊》(Calcutta,1935∼1936)等書的校訂本及英譯。另有威勒(F. Weller,1889∼?)對《佛所行贊》(Das Leben desBuddha Van As/vaghos!a,Leipzig,1926∼1928)的校訂與翻譯。威勒不僅通曉梵、藏語,也擅長中文與蒙古語。曾校訂、翻譯不少蒙古語佛典。   藏語資料的佛教研究,起步也很早。首先,洛克希爾(W. W. Rockhill,1854∼1914)曾有藏譯本《Uda︿navarga》的英譯(London,1883)。胡特有《蒙古佛教史》(Horchosh!byun!)的校訂及德譯(Strassburg,1892∼1896)。柯迪葉(P. Cordier,1871∼1914)也有西藏大藏經論疏部目錄的出版(Paris,1909∼1915)。此外,另有勞弗耳(B. Laufer,1874∼1935)及圖奇的研究。   [日本的佛教文獻研究]{1}{8}1876年(明治九年),南條文雄、笠原研壽(1852∼1883)二人,以真宗大谷派留學生身份赴英國牛津大學留學,在馬克斯·穆勒門下研究梵文佛典。此二人跟隨穆勒的弟子馬克都尼爾(A. A.Macdonell)學習梵文,並協助穆勒校訂梵文佛典。南條氏在牛津大學的研究成果,是日本文獻研究之嚆矢。他回到日本後,在東京大學開設梵文課程。自此之後,日本始有梵本佛典研究。爾後,其他的大學也開設梵文、巴厘語與藏語課程。在這種基礎之下發展一百餘年,乃使日本的佛教文獻研究圈,成為足以傲視國際的學術重鎮。(菅沼晃《佛教文化事典》第十四章)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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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(百度百科):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440505.htm

八世紀以來,以西洋學術方法對佛典所作的系統性研究。內容包含對各種語文佛典的解讀、校勘、編目、翻譯、注釋及內容研究等。   佛教文獻學】   [佛典研究之肇始] 在中國、日本的佛教傳統宗派中,大、小乘一切佛典,都被視為釋尊一代的說法,而完全忽略佛典成立的事實。各宗派也將所有經典都認為是釋尊親口所說,而選擇其中之某一經典為自宗之所依。另一方面,不承認這種傳統的經典觀,而以為經典不是釋尊說法的實錄,並以為經典自有其歷史發展性,而率先以文獻方法研究經典的,是日本江戶時代的思想家富永仲基(1715∼1746)。但是,當時佛教界並沒有接受他的方法。日本以學問性的研究方式研究佛典,是在明治時代,由歐洲所輸入的。   歐洲人中,最先接觸印度原典的,是蒙兀兒王朝第四代王賈漢格爾(Jahangir)的長子達拉沙可(Muhammed Daraschakoh)。他動員眾多學者將《五十奧義書》翻譯為波斯語。此書其後由法國的培龍(A. Du Perron□1732∼1805)譯為拉丁語,於 1801至1802年出版。但是,歐洲人之從事印度研究,是在十八世紀後半就已經開始了。1784年,英國人威廉鐘斯(Sir W. Jones)設立‘孟加拉亞洲協會’(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),開始作正式的印度研究。首先是由英國的研究者,進行印度古典之翻譯與介紹。到了十九世紀,對佛教的注意,逐漸升高。在這種趨勢之下,首先從事佛典研究而留下成果的是,法國的布赫諾夫(E. Burnouf,1801∼1852)。   英國駐尼泊爾公使赫吉森(B. H. Hodgson,1800∼1894)於1833年開始在尼泊爾搜集梵語佛典寫本。布赫諾夫對這些寫本極為重視,乃從事研究。布赫諾夫涉獵了不少梵文佛典,而於1839年完成《法華經》的法譯(Lelotus de la bonne loi ,Paris)。而其力作《印度佛教史序說》(L'Introduction a' l'histoire du Bouddhisme indien,Paris,1844)一書,可說是其佛教文獻研究之金字塔。此外,在巴厘語文獻的研究上,布赫諾夫也扮演開拓者的角色。在此領域上,在斯里蘭卡任職的突諾爾(G. Turnour,1799∼1843),已在1837年刊行巴厘原典《大史》(Maha︿vam!sa)最初三十八章並發表其所作的英譯。而英國傳教士哈代(R. S. Hardy,1803∼1868)、羅馬天主教士畢岡迭特(P. Bigandet,1813∼1894)也發表其依據緬甸資料所作的佛傳研究。   在佛教文獻研究的最初期,俄羅斯的傳教士兼喀山大學的漢學教授華西列夫(W. Wassiliew,1818∼1900)著有《佛教》(DerBuddhismus,St. Petersburg,1860)一書,荷蘭的佛教學者克恩(H. Kern,1833∼1917)也撰有《印度佛教綱要》(Manual of Indian Buddhism,Strassburg,1896),這兩部書是這一時期所發表的綜合研究成果。   [中期文獻研究] 此處仿照狄雍(J. W.de Jong,1921∼ )所訂,以十九世紀末期至二次世界大戰末期,為佛教文獻學史的第二期。此一時期的特徵,是進行梵文文獻的原典研究,校訂出版甚多巴厘原典。   首先,丹麥的印度學學者華斯勃爾(V.Fausbo|ll,1821∼1908)出版《本生經》(Ja︿taka,1877∼1897)、德國的佛教學者奧登貝格(H. Oldenberg,1854∼1920)校訂出版《律藏》(Vinayapit!aka,1879∼1883)。1881年,英國佛教學者賴斯大衛斯(T.W. Rhys Davids,1843∼1922)設立‘巴厘聖典協會’(Pali Text Society),開始校訂出版‘五尼柯耶’等巴厘原典。   梵文佛典方面,西那爾(E/. Senart,1847∼1928)刊行《大事》(Maha︿vastu,1897)、馬克斯·穆勒(F. Max Mu|ler,1823∼1900)刊行《金剛般若經》(Vajracchedika︿,Oxford,1881)、《無量壽經》、《阿彌陀經》(cSukha︿vati Vyu︿ha,Oxford,1883)。對二十世紀日本的文獻學研究有大貢獻的高楠順次郎,在當時即就讀於英國的牛津大學。這些大乘經典,就是穆勒與高楠二人所共同校訂的。   在十九世紀末期出版的佛典,除了前面所提到的以外,另有英國的印度學學者柯衛爾(E. B. Cowell,1826∼1903)與奈爾(R. A.Neil)的《天業譬喻》(Divya︿vada︿na,Cambridge,1886)、克恩的《本生鬘》(Ja︿takama︿la︿ or Bodhisattva︿vada︿nama︿la︿□Boston,1891)、明那耶夫(I. P. Minaev,1840∼1890)的《入菩提行經》(Bodhicar-ya#vatara,St. Petersburg,1889)、法國普辛(L. de la Valle/e Poussin ,1869∼1938)的《入菩提行經細疏》(Bodhicarya︿vata-ra-pan~jika︿,Calcutta,1901∼1914)、柯衛爾的《佛所行贊》(The Buddhacarita ofAs/vaghos!a,Oxford,1893)、德國佛教學者雷夫曼(S. Lefmann,1831∼1912)的《普曜經》(Lalitavistara,Halle,1902)。   對佛教教祖釋尊,作歷史性的考察,是此一時期文獻研究的結果。首先提起問題的是法國的東洋學者西那爾。西那爾校訂佛傳經典《大事》,並根據巴厘語的《因緣故事》(Nida︿nakatha︿)、《佛種姓》(Buddhavam!-□sa)等書,進行佛傳研究。而發表其所撰〈佛陀傳說之試論〉(Essaisur lale/gende deBouddha,Journal Asiatique,1873∼1875)。西那爾將佛傳中的傳說部分去除後,主張釋尊是太陽神、大丈夫、轉輪聖王,並非實在之人物。對於西那爾這種主張,奧登貝格在《佛陀及其生涯、教義、教團》(Buddha,SeinLeben,Seine Lehre,seine Gemeinde,1881)一書中加以否定。奧登貝格從判定資料新舊著手,再從最古的資料中,選侑於歷史事實的資料,而論證釋尊為實有其人。   [中亞寫本之研究] 十九世紀的後十年,中亞地區的梵語等多種語言佛典陸續出土,學術界也開始著手研究。駐喀什噶爾的俄國領事培措夫斯基( N. F. Petrovskij,1837∼1908),在和闐獲得由數種語言寫成的寫本,並將之贈予聖彼德堡的東洋學者歐登柏格(S.Oldenburg,1863∼1934)。1892年,歐登柏格出版一頁庫車語原典的照相版。1900年,琉曼(E. Leumann,1859∼1931)也刊行了相同的資料,並刊行喀什噶爾出土的梵文斷片。同一時期,洪堙]A. F. R. Hoernle,1841∼1918)則提出有關和闐、喀什噶爾出土寫本的學術報告。   二十世紀時,受中亞地區出土物的刺激,各國紛紛組織中亞探險隊。其中,最早進行的,是斯坦因(Sir A. Stein,1862∼1943)所率領的探險隊。從1900年至1916年間,一共進行三次探險。其次較主要的有四次。德國方面第一次(1902∼1903)是由葛籣威德爾(A.Gru□□nwedel,1856∼1935)及胡特(G. Huth,1867∼1906)率領。第二次(1904∼1905)由塈J(A. Von Le Coq,1860∼1930)帶隊。第三次(1905∼1907)由葛籣威德爾與塈J率領。第四次(1913∼1914)由塈J帶隊。法國方面,是由伯希和( P. Pelliot,1878∼1945)帶領。日本則自1902至1913年之間,進行三次。又,自1898 年至1915年之間克雷孟玆(D. Klementz)、歐登柏格也進行過三次的探險。   這些探險活動對佛教文獻的研究,有極大的影響。由於這幾國學者的探勘搜尋,才使梵文、藏語、漢文、庫車語、阿耆尼語、和闐語、粟特語、維吾爾語的寫本,大量流入巴黎、倫敦、柏林、聖彼德堡、日本等地。各國學者並開始進行研究。其研究成果中,具代表性的,有斯坦因的《Serindia》(五卷,1921,其第一卷中,含中亞研究文獻目錄),以及華德史密特(E. Waldschmidt)的《吐魯番出土的梵文寫本》(S anskrithandschriften ausdenTurfanfunden l,Wiesbaden,1965)。華氏此書,是 1904年至1964年間,德國學者所出版的梵文斷片目錄。此外,另有許溫特那(E.Schwen tner)的庫車語、阿耆尼語寫本,德瑞斯登(M. J. Dresden)、葛千柏格(L. G.Gercenberg)的粟特語、和闐語寫本,羅文達爾(R. Loewenthal)的維吾爾語寫本的目錄,或語言、文獻的研究。   [法國的佛教文獻研究] 法國的巴厘語、梵文、藏語、漢譯佛教文獻的研究,開始得相當早。十九世紀中期,朱利安(S. J. Julien,1797∼1873)已將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(Paris,1853)、《大唐西域記》(Paris,1857∼1858)譯成法文。此外,另有佛庫(E□. Foucaux)刊行藏譯本的《普曜經》(Paris, 1847∼1848)原典,並於1853年刊行法譯本。   佛教文獻研究的業績對日本學界影響最大的是,烈維(S. Le/vi,1863∼1935)、普辛及其門弟。烈維自1885年以來,在高等研究院(E/cole des Hautes E/tude)教授梵文,1894年任法蘭西學院的教授。他三次赴尼泊爾,每次都曾發現新寫本,其後也都加以校訂、刊行。計有無著《大乘莊嚴經論》(Maha︿ya︿na-su︿tra︿lam!ka︿ra)的梵文校訂本(Paris,1907)與法譯本(Paris,1911)、世親《唯識二十論》(Vim!s/atika︿)、《唯識三十頌》(Trim!s/ika︿)的刊行(Vijn~aptima︿trata︿siddhi,Paris,1925)。在烈維所發現的尼泊爾寫本中,安慧的《中邊分別論釋疏》(Madhya︿n-tavibha︿gat!i︿ka︿),系由其弟子山口益(1895∼1976),於1934年在日本刊行。這些都是有關唯識思想的重要文獻,對日本的唯識學研究影響頗钜。烈維曾三次赴日本,與日本學界的關係甚深。日本學者中,以研究印度學、佛教學為目的,而留學法國的,幾乎都是在烈維門下作研究。因此,烈維被推舉為日本帝國學士院的名譽會員。   烈維的弟子普辛,專研大乘佛教之各個哲學學派。曾刊行月稱《淨明句論》(Prasan-napada︿,龍樹《中論》的注釋)的梵本校訂本(St. Petersburg,1903∼1913)、《入中論》(Madhyamaka︿vata︿ra)的藏譯校訂本(St. Petersburg,1907∼1912)、般若伽羅末提《入菩提行經細疏》的梵本校訂本。普辛對漢譯文獻也有研究。他曾參考稱友(Yas/omit-ra)的梵文注釋、藏傳的各種注釋、普光、法寶等人的漢文注釋、真諦譯《俱舍論》、日本佛教學者的研究成果,而將玄奘譯《俱舍論》全書三十卷譯成法文刊行(L' Abhidharmakos/a de Vasubandhu》(6 vols,Paris,1923∼1931)。又譯有中國、日本唯識學法相學的重要文獻《成唯識論》(Vijn~aptima︿tra-ta︿siddhi,2 vols,Paris,1928∼1929)。同樣是烈維弟子的普集魯斯基(J. Przy luski,1885∼1944),曾與拉露(M. Lalou,1890∼1967)合作出版《佛教文獻目錄》(Bibliographie bouddhique)。在烈維的弟子中,最有名的是拉莫特(E/.Lamotte,1903∼1983)。他曾將《解深密經》(Sam!dhinir-mocana,Louvain,1935)、世親《成業論》(Karmasiddhaprakaran!a,1936)、無著《攝大乘論》(Maha︿ya︿nasam!graha ,2 vols□Louvain,1938∼1939)、《大智度論》(Louvain,1944,194 9,1970,1976,1980)、《維摩經》(Vimalaki︿rtinirdes/a,Louvain,1962)、《首楞嚴經》(S/u︿ran%gamasa-ma︿dhi,Bruxelles,1965)等書譯成法文刊行。   [列寧格勒學派等] 聖彼德堡(列寧格勒)也有東洋學、佛教學的研究傳統。瑞士的佛教學者瑞格昧(C. Regamey)將那些以聖彼德堡為研究據點的歐登柏格、明那耶夫、謝爾巴斯基(F. I. Stcherbatskoi,1866∼1942)等人,稱為‘列寧格勒學派’(DieLeningrader Schule)。謝爾巴斯基的業績中,以有關後期的佛教論理學者法稱(Dharmaki︿rti)、法上(Dharmottara)的論理學、認識論最為重要。他首先刊行法稱的《正理一滴論》(Nya︿yabindu),及法上之注釋的俄文譯本(1903)。接著出版其梵文原典及藏譯本(Petrograd,1918)。又以俄文撰寫有關佛教論理學、認識論的問題(1909),隨後又譯之為法文(1924)、德文(1926)。最後以英文出版其增補版《Buddhist Logic》(2 vols□Leningrad,1930,1932)。他的弟子歐柏密勒(E. Obermiller,1901∼1935),曾將藏譯本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譯成英文刊行(1930)。   二十世紀的歐洲各國,在對佛教各哲學學派的文獻研究中,有謝爾(S. Schayer,1899∼1941)與突克先(P. Tuxen,1880∼1955)對月稱《淨明句論》的研究、圖奇(G.Tucci,1894∼1984)對佛教論理學之相關文獻的翻譯、弗勞瓦爾那(E. Fra uwallner,1898∼1974)的佛教論理學、認識論的研究。在佛傳文學方面,有炯斯頓(E. H. Johnston,1885∼1942)發表馬鳴《孫陀利難陀》(Saundaranand a,Calcutta,1928,1932)、《佛所行贊》(Calcutta,1935∼1936)等書的校訂本及英譯。另有威勒(F. Weller,1889∼?)對《佛所行贊》(Das Leben desBuddha Van As/vaghos!a,Leipzig,1926∼1928)的校訂與翻譯。威勒不僅通曉梵、藏語,也擅長中文與蒙古語。曾校訂、翻譯不少蒙古語佛典。   藏語資料的佛教研究,起步也很早。首先,洛克希爾(W. W. Rockhill,1854∼1914)曾有藏譯本《Uda︿navarga》的英譯(London,1883)。胡特有《蒙古佛教史》(Horchosh!byun!)的校訂及德譯(Strassburg,1892∼1896)。柯迪葉(P. Cordier,1871∼1914)也有西藏大藏經論疏部目錄的出版(Paris,1909∼1915)。此外,另有勞弗耳(B. Laufer,1874∼1935)及圖奇的研究。   [日本的佛教文獻研究]{1}{8}1876年(明治九年),南條文雄、笠原研壽(1852∼1883)二人,以真宗大谷派留學生身份赴英國牛津大學留學,在馬克斯·穆勒門下研究梵文佛典。此二人跟隨穆勒的弟子馬克都尼爾(A. A.Macdonell)學習梵文,並協助穆勒校訂梵文佛典。南條氏在牛津大學的研究成果,是日本文獻研究之嚆矢。他回到日本後,在東京大學開設梵文課程。自此之後,日本始有梵本佛典研究。爾後,其他的大學也開設梵文、巴厘語與藏語課程。在這種基礎之下發展一百餘年,乃使日本的佛教文獻研究圈,成為足以傲視國際的學術重鎮。(菅沼晃《佛教文化事典》第十四章)
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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